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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立身傳略:一身正氣 兩袖清風

發布日期:2016-06-29    閱讀點擊:3453

俞立身先生(1920-1990)

 

俞立身(19201990),生前為浙江師範大學體育學院教授。上世紀50年代加入民進組織,曆任杭州市人大代表、民進浙江省委會委員、民進省直屬浙師大支部主任、民進金華市委會主委、政協金華市副主席。俞立身是金華民進的創始人,為民進地方組織的創建、發展、壯大做出過很大貢獻,赢得了廣大民進會員的擁戴和贊譽。

 

流離不失報國志

1920219日,俞立身出生在浙江省紹興縣柯橋鎮,3周歲時随父母遷居杭州。父親俞乃恒、母親韓斐卿雙雙行醫,開設診所,救死扶傷,奉公守法。兩人均為虔誠的基督徒,終生以行善積德為本。父親給長子起名立身,字伯琴,管教甚嚴,盼望兒子能早日獨立生活,立足于社會,又有文化涵養,以便子承父業,光宗耀祖。當年俞氏家境還算殷實但并不富裕,而俞乃恒一心要把兒子培植到大學畢業,這對于一個小資家庭來說,實屬不易。母親對立身的管教比較放任,更多的是寬容和引導,于是,少年俞立身更親近母親一些,他酷愛自由,釋放童真,養成了無拘無束的生活習慣。

俞立身的中小學階段,除在安定初中讀書一年外,均在教會學校蕙蘭(現杭二中)完成。當時的教會中小學學生普遍存在親美崇美的思想,但俞立身沒有。他從小熱衷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漢字寫得工工整整,文言讀得滾瓜爛熟,各科成績優秀。課外特别愛好體育運動,打球跑步練武術,樣樣拿手。同時喜歡閱讀武俠小說,崇拜英雄,正義感很強。上中學時,見豪門弟子欺侮班裡的弱小同學,他常會挺身而出,“路見不平一聲吼”。不畏強暴,扶困濟貧的品性一直陪伴着他走過人生的不同階段。

19377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争全面爆發。俞立身就讀的蕙蘭高中宣布解散。同年10月,高中肄業年方18虛歲的俞立身随父母逃難至蘭溪,暫時寄居在親戚家。既沒有繼續升學的可能和機會,也沒法自找謀生的出路,俞立身處于焦慮和不安的困境當中。三個月後,經人介紹,俞立身進了浙江省教育廳辦的碧湖青訓團政訓班學習,半年後結業,被派住第十集團軍宣傳科劇團謀職。演戲、出闆報、辦夜校、宣傳抗日,全是打雜的活兒。思想單純的俞立身心想此舉雖然薪俸甚低,但多少可以減輕一點家庭負擔,就堅持做下去。青訓團的正規教育旨在服從黨國利益,獻身蔣委員長,宣傳抗日隻有依靠國民黨才有勝利希望,同時對共産黨有很多不實的負面宣傳。俞立身想自己看個究竟。有一次,他看到共産黨領導的新四軍部隊經過碧湖,士兵們都很年輕,紀律嚴明,行動靜肅,根本不像長官說的那麼可怕,他們是開赴前線真正去打鬼子的隊伍。俞立身與一些較正直的同窗本來就看不慣青訓團裡那批政治教官,對其籠絡人心、擴張個人勢力、打小報告的惡習恨之入骨,于是在無形中就産生了一個小團體與之對抗,還把一名腐敗透頂的中尉科長連同他的勤務兵痛打了一頓,以洩私憤。大家還做好了被撤職被開除的思想準備。年輕氣盛的俞立身就這麼率性、耿直,勇于沖撞,敢于擔當。

在第十集團軍幹了半年之後,俞立身接父親來信,于19392月舉家遷往貴州,在西南大後方落腳,還是回到升學讀書的老路上來。他先在都勻家中溫課,接着在省立貴陽中學借讀,當年9月考上了國立國術體育師範專科學校,這讓二十弱冠的俞立身分外欣喜。體育是他的最愛,畢業後可以做中學教員,感覺這職業不錯,他就安下心來努力攻讀。沒想到在國體師專讀二年級時,學校成立了三青團,老師強求他報名參加。當時的訓育主任還拿參加三青團後可以有經費出去活動為誘餌,這正滿足了青年學子希望通過體育表演、球賽一展個人風采獲取社會好評的欲望和虛榮心。對俞立身而言,參加三青團倒是歪打正着,隻是報了個名,一次政治學習或活動都沒參加,卻讓他在各種體育競技比賽中練就了一身硬功夫。從小對籃球情有獨鐘的他,無論寒暑,不管晴雨,每天都會在球場上苦練奔跑、運球過人、上籃投球等專項技術,達到十有九中的娴熟程度,每次外出球賽,有他參加球隊就會赢。可謂天道酬勤,俞立身用他辛勤的汗水、高超的技藝,為日後進入國家籃球隊充當主力後衛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當時在貴陽,國共兩黨的分歧和沖突已初露端倪。一向對政治敏感的俞立身推測未來抗戰一旦勝利,内戰不可避免,關鍵要看究竟誰是真正為國家為民族的前途着想,誰這樣想這樣做了,他就擁護誰跟誰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才是俞立身的立足點。他以體育報國的堅定信念為自豪,在國難當頭的時局中,實屬難能可貴。1941年末,俞立身在國立國術體育師專畢業,随即于1942年初赴四川北碚私立兼善中學任教體育,同時還在校外兼課以增加一點經濟收入,生活相對平靜下來。當時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在大後方的四川隻能聽信國民黨的負面宣傳,說新四軍不服從命令,當然要解除武裝,而全然不知真相。

19434月,虛齡24的俞立身迎來了自己的終身大事,與王欣棣女士結婚。王比俞小一歲半,浙江瑞安人,其父王鹹卿是開明紳士,家境優越。欣棣姑娘是大家閨秀,不僅端莊秀麗且聰明賢惠,剛從國立貴陽醫學院護士職業學校畢業。兩人邂逅,一見鐘情,墜入愛河,很快完婚。次年9月,長女俞蕾依出生,一個幸福的小家庭就在動蕩的歲月裡誕生了。19448月,俞立身的父親俞乃恒在雲南曲靖病故,享年60歲。在悲傷痛苦的情緒中,俞立身告别四川北碚兼善中學,應聘來到雲南昆明昆華師範學校任教,當童子軍教官,但因校方少發了半個月的薪水,隻在該校待了四個月即憤然不辭而别。

1945年初,俞立身應同學邀約應聘進雲南蒙自第十八集團軍,正式入伍,擔任十八師武術教官,軍銜為少校。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曆時整一周年的十八師教官經曆,印象極為深刻。這裡的士兵愛國情緒高漲,身體特棒,營養好,重視環境衛生,全副美式裝備,官兵關系融洽,所以工作情緒很高。”俞立身為部隊體訓班的士兵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體力,嚴格訓練,親身示範,同時還常常用抗日救國的話激勵學生。這些學生士兵在軍事科目測試中,幾乎全部優秀。三個月内,就有五六十人報名應征赴緬作戰,抗擊在東南亞的日軍。他們沿滇緬公路長驅直入,在緬北叢林中高挂中國遠征軍的旗幟,不怕犧牲,浴血奮戰,竟有半數以上的年輕将士為國捐軀。俞立身在蒙自得此消息,忍不住潸然淚下。同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俞立身曾随軍赴安南(現越南)、暹羅(現泰國)受降,曆時一個月。回到昆明,體訓班停辦,無事可做,軍旅生涯悄然結束,前途渺茫。眼看抗戰是勝利了,但國共合作或分裂,很難預料,國民黨的中央軍對從緬甸逃跑回滇的士兵格殺勿論,龍雲的滇軍屢遭排斥,處境極為艱危。俞立身決心完全脫離軍隊生活,回到民間與妻兒相守。可是自己失業沒有收入,僅靠妻子在雲南大學校醫室供職的一點微薄薪水,日子過得很拮據,一家人在雲大的住所也十分簡陋。

屋漏偏逢連夜雨,天大的不幸接踵而至。這年10月,俞立身的母親韓斐卿、胞弟俞潤身因飛機失事亡故,母親享年64歲,胞弟俞潤身不過23歲。俞立身親眼目睹飛機失事,面對生母與胞弟的屍骸,他痛不欲生,肝腸寸斷,萬般悲恸。

當時,反動當局對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愛國學生的舉動十分惱火,實行嚴厲鎮壓。俞立身對此憤恨有餘,同情兩校學生的遭遇,隻是不敢貿然行動。直至1946年初到昆華體師謀職,眼見昆明愛國學生運動空前高漲,反饑餓反迫害反内戰的呼聲鋪天蓋地,遊行示威不斷發生,俞立身才真正覺悟,協助西南聯大學生做些外圍工作。同年7月,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終于激起了俞立身心頭的怒火,第一次上街遊行,融入到愛國學生運動洪流中去。目睹不畏強暴英勇獻身的青年學生,俞立身感同身受,逐漸對共産黨人産生了敬仰,對時局也有了較清醒的認識。

1947年初,俞立身思鄉心切,拖家帶口攜妻兒遷居杭州,回到了闊别八年的故鄉。盡管當時時局還不穩定、社會還在動蕩,但畢竟有了一個落腳之地(清泰街158号),又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在省立建國中學當體育教師兼年級導師,他心裡多少有些欣喜。次年5月,長子俞志偉出生。工作和生活能安定下來,是俞立身當時唯一的願望。之後兩年,俞立身先後在杭州私立樹範中學(現杭九中)、私立安定中學(現杭七中)任職,執教體育老本行,也當過總務主任、生活組長。他在教學業務上的特長、一如既住的熱情和精益求精的作風,很快得到了杭州教育界、體育界的認可,受到社會廣泛好評,于是俞立身在杭州就産生了相當高的聲望,無形中成了“體育權威”。

1949年,國共進入最後決戰階段,冷峻的氣氛在全國蔓延,杭州也在其列。浙江大學農藝系學生于子三在反迫害的抗暴學運中遭逮捕,竺可桢校長出面保釋也沒奏效,結果在獄中被害,年僅23歲。事後社會各界為于子三舉行公祭。俞立身出于義憤和公正,與安定中學的部分師生也出席了公祭活動,為于子三出殡。其愛國抗暴的精神有目共睹。194953日,杭州解放。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上,三十而立的俞立身經受了新舊社會交替的巨大變革,親曆了政權更疊的震蕩。這年8月,他有了次子俞志堅。這位有三個子女的年輕父親,從舊社會走進了新社會,從全面崩潰的中華民國走進了10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動蕩不安中求索,在流離失所中堅守,在風雨飄搖中奮進,矢志不渝愛國心,心無旁骛報國情,正是俞立身前三十年生命的真實記錄。

 

蓄情坦蕩任天真

19501月起,俞立身連續七年在杭州七中(原安定中學)任教體育課,當體育教研組長。因為自己是舊社會的過來人,面對共産黨領導的新社會,俞立身多少還有些不适應,遇事小心謹慎,對人尊重寬容,不敢大鳴大放,也缺少熱情主動。可是,他的率真耿直的個性實在沒法掩飾他的内心世界。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治學習很多,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從不放松。對待土改,俞立身贊成和平分田,同情地主,曾受到指責;對待鎮反,俞立身被迫檢舉了嶽父是怕犯包庇罪,曾遭到批評;對待抗美援朝,甚至覺得這是自不量力,有恐美情緒,更是讓人無法理解。妻子報名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起初他也不同意。“三反五反”鬥争到他的房客(當時俞家有兩間平房出租)身上,他就不樂意。所有這一切,雖然在黨組織的教育下有過深刻的反省,也認真寫下過自我批判,但還是覺得有些委屈。思想認識跟不上社會前進的腳步,這就是俞立身當年的現狀。但對于教育教學業務,俞立身的認真态度卻是處處可見。不管哪一級領導,對其官僚主義作風、形式主義做法,空喊口号不做實事的虛僞表現,他都深惡痛絕,毫不留情。當時杭州市文教局對體育課不太重視,既沒有全盤計劃也沒有具體指導,平時很少下基層。俞立身就在全市體育教師座談會上對此提出公開批評。當年在杭的國體畢業生隻有三人,且平時也很少往來,市教育工會領導竟說他們(包括俞立身)是在搞宗派,不提以團結為重,好好發揮他們的骨幹作用,俞立身對此也有過嚴正交涉。至于開會、讨論、選舉、表決之類的事,全是在走過場、搞形式,俞立身同樣反感。在新中國成立後頭三年的思想改造中,俞立身可以說是脫胎換骨了一番。棄舊圖新的蛻變,讓他逐漸擺脫了舊社會思想觀念的束縛,自覺接受了新社會新思想的教育,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觀。19529月,思想改造學委會對俞立身做出了實事求是的鑒定:“該同志的學習态度由開始時的散漫被動轉向現在的自覺主動,轉變很大;暴露批判比較深刻,有改進決心,希望今後鞏固發揚已得收獲,做黨和人民的好兒子。”

1953年,俞立身一家遷居杭州市馬市街小營巷35号,比原住地略為寬敞。50年代中期,俞立身在杭州中教聯誼會組織裡認識并結交了一些老同志,其中有不少是民進老會員,他們曾追随馬叙倫、雷潔瓊先生做過不少事,崇尚民主、思想開明,追求進步。俞立身受其影響和熏陶,傾慕之情溢于言表,于是萌生了加入民進的想法,并于19559月正式遞交了申請。經民進基層組織和民進杭州市分會的審查核準,36周歲的俞立身于195685日正式入會,成為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當年民進基層組織對俞立身的總體評價是“工作積極、思想落後”。綜觀年輕氣盛、風華正茂的俞立身的真實表現,率真、直言是他的天賦秉性,因此這種“落後”正是他在自然狀态下做出的選擇,也是他當時對一些事還無法理解的反映。時年,在民進杭州市委會印制的《發展會員情況彙報表》中存有如此表述:“前幾個學期來,講話較随便,學習也較随便,最近有所扭轉。工作積極肯幹,專長體育技術(尤其是球類),群衆關系特好。”這一表述正好是俞立身在杭州七中任教七年間最直白最中肯的組織鑒定,是對其現實表現的總概括。在杭七中,俞立身曆任事務主任、生活組長、體育教師、體育教研組長等職,尤以後者時間最長。在參加革命工作不久當事務主任、生活組長期間,他一身正氣,熱心為全校師生服務,積極投身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主持學校後勤工作,他堅持倡導勤儉辦學、開源節流的理念,處處精打細算、公開賬務,接受師生監督。俞立身曾在校務會議上明确表态:“我個人絕對不會占公家一分錢的便宜,請同志們放心!”俞立身專注于自己的本職工作,除上好每一堂體育課外,他團結同事,積極而有序地開展學校球類運動隊的集訓,并且在杭州各中學的籃排球競賽中頻頻獲獎,為杭七中赢得了很多榮譽。

當年俞立身入會的介紹人祝國均在“介紹人意見”欄目中寫道:“該同志生活習慣較為散漫,過去牢騷較多,對各項政策有他個人的偏面見解,在衆多朋友中常發表出來,而工作業務能力在一般教師之上。”另一名介紹人湯祖亮寫的是:“該同志工作經驗豐富。剛解放時,認識上不夠清楚、會說些怪話,經長期的學習與黨的教育,現在進步較快,工作積極,威信很高。”民進基層支部的意見為:“除簡曆較簡單外,基層組織讨論同意通過。”從曆史演進的角度看,入會介紹人及民進各級組織對俞立身所做的鑒定是客觀真實的。

在今天看來,俞立身的所謂“散漫”、“牢騷”,隻是其任性和思想活躍的表現,并非立場觀點的錯位。而“有他個人的偏面見解”,可見其很有個性,敢于當衆直言己見,是光明正大的姿态。至于“認識上不夠清楚”,這是多數剛參加革命工作的人常有的狀況。“會說些怪話”,雖無從了解其具體内容,但亦屬正常。無論怎麼說,俞立身的所言所行都很鮮明,很外露,很坦誠,也很天真可愛,大有“心存真善、美自天成”的自然美感。組織對俞立身的主流價值觀和人生觀是表示認可的:“工作積極,業務能力強,群衆關系好,威信高,進步快。”這正是他敬業愛崗、誠信友善的現實表現。

處于中青年時期的俞立身,能很快适應新中國的體育教育事業并身體力行,始終處于一種上進的姿态。1956年末,俞立身調往杭州師範專科學校任教。1958年後學校升格為師範學院,俞立身擔任公共體育教研室主任,并當選為民進杭州市委委員。1962年,杭州師範學院與浙江教育學院、浙江體育學院合并,更名為浙江師範學院,俞立身任學院公體教研室主任。同年當選第四屆杭州市人大代表,兼任杭州市體委副主任。1964年, 任省籃球協會主席、省體委裁委會主席、省高校體協主任。1965年浙師院遷校至金華,俞立身續任公體教研室主任,并當選為金華縣政協常委。

自入會到“文革”初始正好十年,俞立身在這十年中的主要經曆及表現有史實為證:

一是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認識非常直率坦誠。195910月,俞立身在民進杭州市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直言不諱:“大辦鋼鐵搞過火了,老師學生都去煉鐵煉鋼,這怎麼行?抽許多時間去幹活去勞動,嚴重影響教學質量,是得不償失。”又說:“總路線要多快好省,實際上是落實不了的”,“人民公社宣傳太脫離現實了,大家都去吃食堂住集體宿舍,還要不要家了?”“當前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物資極度匮乏,什麼都要票券,究竟是怎麼回事?”一面無奈地順大流去踐行“三面紅旗”,一面又開誠布公地發些“牢騷”,這就是當年俞立身的狀況,其正直質樸的品格與個性曆曆在目。

二是對三年困難時期和黨的“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見解十分中肯明确。19625月,俞立身在一次民主生活會上斷言:“國家現在有困難,一些地方還餓死了人,但能及時調整政策,向好的方向轉化,總是好事情。我小兒子今年小學畢業,可初中招生人數有限,很可能入不了學,那就讓他在家自學耽擱一年再說了。”身為高校教師,在政壇上有一席之地的俞立身能如此設身處地地體諒國家的難處,顧全大局,值得稱道。

三是對國内外時局的關注,有遠見有分寸,也有期盼。1963426日,民進杭州市委會召開懇談會,俞立身當仁不讓講心裡話,不怕譏諷顧忌,他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這陰謀不會得逞。大家不要有顧慮,他就是派飛機來轟炸,我們也不怕。我在舊中國軍隊裡待過,中國軍人大多還是愛國的,他們反對戰争,更反對内戰,擁護國共合作。”當年能這樣說話的人确實是要冒風險的。“在反修問題上,我有過懷疑,有過動搖。中蘇吵架,一隻碗響不起,兩隻碗叮當響。我們也總有些缺點毛病,不能全怪對方。把反帝轉化為反修,是否妥當,值得商榷。蘇美冷戰會持續多久,誰也說不上來。”“對古巴和越南的援助,要有個度,不能勒緊褲腰帶去幫助,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團結互助也要倡導獨立自主嘛。”對治國理政、民主法制建設,俞立身甚至不懼個人得失,大膽陳述己見:“曆次運動來了,大家總覺得共産黨員的話都得聽,我們民主黨派講話就沒人聽了,這不對。民主建設問題,我們學習得更深入,要發揮好作用。講民主,就是要讓大家暢所欲言,不受拘束。讓老百姓講話,天不會塌下來。”俞立身這樣表态,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當年,确實是膽大妄為之舉,不能講這些話是金玉良言,但的确是發自内心、感人肺腑的。

四是工作勤勉,身體力行,忠于職守。俞立身先後在多地多所普通中學、師範學校、高等院校執教體育課,也當過多個體育項目的教練。他一直把“學高為師,身正為範”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胸懷開闊,為人誠懇,堅持“身教重于言教”,這對莘莘學子和年輕人精神品性的熏染和塑造有着重大的意義和影響。無論在浙江還是當年遠赴雲貴,無論在杭州還是在金華,他總是懷着報國強國的理想,充分感悟生命的恬靜、感動與美好。與衆多年輕學子一起,刻苦攻讀,艱苦訓練。淡泊名利,為師清廉,是俞立身一直遵循的為人處事準則。在踏實做事、寬容處世的教育教學生涯中,他又不失兒童般的天真,心底善良純淨。俞立身的人格魅力正在于此,他的好勝心和正義感,全出于他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體育課上,他既能起示範作用,傳教各種技術技巧,又能從理論上道理上将體育技能解析得頭頭是道。他甚至還能全文背誦毛澤東(筆名”二十八畫生”)青年時代寫的文言論文《體育之研究》。

五是治學嚴謹,業務過硬,著述頗豐,業績不凡。俞立身在浙江省體育界、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僅因為新中國成立前就是國家籃球隊主力隊員,還因為他是浙江省首批田徑、籃球、遊泳項目的國家一級裁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凡是在杭州舉辦的籃球國際比賽,必定要請他做裁判,無人可以替代。1964年,俞立身實至名歸,以他的聲望和實力,榮登省籃球協會主席、省體委裁委會主席、省高校體協主任的寶座。在俞立身心目中,熱衷于公共體育事業,服務于公共體育事業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特别崇尚毛主席“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教誨,并努力去踐行。俞立身還先後編撰發表過數十篇體育論文,其中有《體育管理入門》、《武術短兵裁判法》、《籃球規則實用教材》、《高校體育系建設指南》、《如何開展群衆體育》、《公體教師的職責與擔當》等一系列頗有實用價值的專業著作,省内高校體育專業多次采用了俞立身的教育教學指導。他的博學慎思、求真崇德的師長風範永遠镌刻在人們心裡,成為寶貴的精神财富。

 

沉默堅守為哪般

浙師院從杭州搬遷到金華還不到一年,“文革”風暴驟然而起。仿佛是一夜之間什麼都變了:學校停課,校辦工廠停工,教師集中學習,學生處于無政府狀态,黨組織不再起任何作用。一時間,校園内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揪鬥學術權威和“走資派”的标語口号俯仰皆是。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許多人都在接受何去何從的選擇,經受如火如荼的嚴峻考驗,動亂的歲月開始了。

知名度很高的俞立身,當然逃不脫這場空前的劫難。1966年深秋,“紅衛兵”抄了俞立身的家并将他掃地出門,關進“牛棚”,同時要随時揪出批鬥。“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走資派的忠實走狗”、“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一頂頂可怕的“帽子”接踵而至。每天除了勞動改造,就是遭批鬥、寫檢查、受折磨,弄得身心疲憊不堪。幸好他有一副體育教師的好身闆,年近半百的俞立身還扛得住。在屈辱與批鬥中求生,在誣陷與動亂中守望,唯一的辦法抑或出路就是沉默。夜深人靜,萬籁俱寂。在“牛棚”簡陋的居室裡,在昏黃微弱的燈光下,俞立身一邊寫着反省檢讨,一邊攻讀毛主席著作。他反複地閱讀,背誦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認真思索張思德的高尚品格,白求恩的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愚公的頑強鬥志,感受毛主席著作中一個又一個閃光點,并以此對照檢查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所作所為。在英雄人物面前,俞立身自愧不如,下決心要好好向他們學習。同時,他對自己“文革”前十七年的經曆作了認真的回顧,從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全面而實事求是地檢點了自己的過失和存在的問題,寫下了長長的“鬥私批修”的“反省”材料。俞立身的内心世界是坦蕩的,雖然不能接受眼下的風雲突變,但他可以敞開自己赤誠的靈魂向黨交心。他不相信天就這麼變了,他堅信公平和正義會回到自己身邊,他确信共産黨會日久天長。總有一天,自己會回到革命陣營中來。下地種南瓜,插秧種水稻,挑土築水壩,揮鋤栽樹木,一時間勞動倒成了俞立身的最愛。無論如何要挺住不倒下,才能守望明天祈盼未來。俞立身終于熬過了艱難的三年時光。

1970年,浙師院一分為三(金華師專、麗水師專、台州師專),俞立身再度奔走他鄉,來到浙南松陽,擔任麗水師專的公體教師,一幹又是三年。身邊沒有親人,妻兒遠在省城,孤獨失伴、默默無聲。他隻能任勞任怨教書育人,培養了一批工農兵學員,讓學員們畢業後成為合格的中學體育教師。

在後來的回憶中,俞立身曾有過真切的表白:“在松陽的三年,我過得還算充實。生活不免清苦,每月微薄的工資中要拿出一多半寄往杭州家中,維持妻兒最低的物質需求,自己一直省吃儉用,不敢多花一分錢。松陽那地方,交通不便,但山清水秀,空氣新鮮,很适合體育鍛煉,也很适合做學問。于是我有時間好好整理、修改、充實自己過去撰寫的專業舊作(包括論文、講座稿、教材等),并拿出來與同行作了深入的交流,發現有不少體育理論有待重新定位,有不少體育實踐有待提升和總結。當時沒有打印設備,我就自己動手,借了鋼闆、鐵筆,買了蠟紙,一頁一頁地刻寫下來,再用手推機印出來分發給老師和同學們讀用。當時每周我有18堂課要上,比中學體育教師的課時數還多,但并沒有影響自己對教學業務的鑽研。”

1973年,俞家不幸再遭磨難。此前,俞立身夫人王欣棣是杭州市急救站的醫生,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堅守在救死扶傷的第一線。不料在一次搶救危重病人途中,她乘坐的急救車出了車禍,人被摔成了重傷,幸而搶救及時挽回了生命,但已不能正常上班,隻好因工傷而提前退休。俞立身随即赴杭探視,夫妻向隅悲泣。王欣棣當年跟随俞立身從雲貴返回浙江,先在杭州市防疫站任公共衛生護士,後調任急救站當醫生。她獨自養兒育女,萬般艱辛,卻從不喊累叫苦。她與夫君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賢德俱全。有了這份笃真情愛的支撐,更有了尚未丢棄的專業酷愛,再加上成百上千學子對師長的敬愛,俞立身坦然堅守着“文革”十年遭罪而清貧的歲月,始終以積極的心态、樂觀的情緒看待時局,等待光明的到來。

 

春風浩蕩暖心懷

經曆“文革”十年的風雨洗禮,俞立身回首經受過的批判和責難,他無怨無悔。他始終相信黨相信人民群衆,也相信久違的民進組織,确信動亂的日子會盡早結束。果然,“四人幫”被粉碎了,全國上下歡欣鼓舞。一向有着堅強意志力的花甲老人俞立身,一下子仿佛年輕了好多歲,如沐春風驕陽,煥發出從未有過的朝氣和活力。1976年,浙師院合三為一,三所師專的教職員工重返金華原地辦學(後學校更名為浙江師範大學)。俞立身續任公體教研室主任,并兼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流年未歇,進取不止。有多少事等待着俞立身去做,有多少情等待着俞立身去還,更有多少人等待着俞立身去關注和幫助。

首先是撥亂反正。協助校黨委組織部澄清“文革”中遭受批鬥、蒙受冤屈,甚至降薪撤職教工的事實,推翻所有不實之詞,還他們以清白,并落實他們的職務,讓他們重返工作崗位,充分調動這些人的工作積極性。其次是組織學習。特别是深入學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要求全校公體教師統一思想、堅定信念、清除“四人幫”流毒,揭批“四人幫”的罪惡行徑,充分領會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再次是準備并完成“文革”結束後的首次招生。注重當年全國統考的成績,看重新生的政治質量和身體狀況,盡最大可能錄取那些品學兼優的考生入學。同時組織教師暑期備課并進行師德培訓。最後還要整理并修建校運動場館和田徑場。為節約開支,很多體力活都發動師生自己幹。同時,還得走訪教工家庭,巡查學生宿舍,辦好公益食堂,分步實施相關工程,興建教學大樓。如此紛繁公務,千頭萬緒,既要盡心又要竭力。作為全校公體教研室主任的俞立身雖非共産黨員卻是行政領導,必須身體力行才可。由于他的努力,1980年浙師院公體教研室榮獲全國體育衛生先進單位稱号并給予獎勵。

除了做好本職工作之外,俞立身意識到自己是民進會員,有雙重身份。于是,他主動找上門去,拜訪了中文系的方文惠、數學系的程其堅等老會員,經常三五個人聚在一起聊天,而話題往往落實到如何重新開啟民進的組織生活,并積極物色合适的對象,引導他們加入到浙師大民進隊伍中來,為日後成立的省民進浙師大直屬支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讓浙師大成為金華民進組織的發源地。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間,俞立身常不回家睡覺,長年在辦公室裡搭一張行軍床稍事休息。他往往白天在校園内東奔西走忙這忙那,夜晚才回辦公室,在燈下做案頭工作,或精心備課,或撰寫論文,或拟訂公體發展規劃,一般都要子夜時分才會上床休息。這段時日,俞立身常挂着久違的笑容,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會心的微笑。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浩蕩,迎來了自己生機盎然的老年,也為那些被黨的政策熨平了留有傷痕的心靈,更為會内外許多同事朋友“生命不息,奮鬥不止”而驕傲。要“珍惜”啊,俞立身經常念叨着這兩個字。

1980年初,俞立身年滿60周歲,要從浙師院一線教學崗位上歇下來退居二線,但人并沒有退休。算下來,幾十年裡除從軍那兩年外,俞立身都在學校為師,僅高教教齡就長達24年。堅守講壇,堅守運動場館,堅守道德底線,堅守職業操守,繼承民進傳統,注重培養人才,為人師表,當之無愧;桃李滿園,碩果累累,俞立身萬分欣慰。

 

鑄志清明求淡泊

這是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俞立身無法安享晚年,卻實實在在地登上了人生輝煌的頂點。俞立身一家五口,妻兒均在杭州做事、讀書、供職,算上孫輩共八九個人,隻有俞立身一人獨居金華,多年蝸居在浙師大,全身心地投入他所熱愛的事業并義無反顧。從花甲之年到古稀之歲,俞立身一肩挑起了兩副重擔:一是續任浙師大公體教研室主任,擔當行政領導并安排課務,二是負責籌建民進金華市委會并參與市政協的相關活動。

在浙師大,學校要興辦體育系并為日後升格為體育學院做準備,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招聘吸納優秀的師資。俞立身憑借自己的聲望和老關系,先後引進一批高端體育人才,其中有省籃球隊原隊長壽立群,國家體操隊原隊員葉加因,南京郵電學院副教授金學書,安徽師大生化講師施耀明,杭州師院籃球教練郭福提等等。求賢若渴的俞立身後來又介紹其中四位賢才加入了民進。體育系成立初始,有不少體育同行極力推舉俞立身擔任系主任,可是他一再婉言推辭,他說:“我還是幹我熟悉的公體吧,把系主任的位子給更合适的同志。”事後是讓民革金華市原主委沈福隆教授當了系主任,他是俞立身的老同事。俞立身主動讓賢的高風亮節讓人十分感動。俞立身退而不休。65歲那年還堅守着自己的老本行,不僅給本科生上示範課, 還認真仔細地審閱編撰了《浙江省高等學校體育教材》,并在全省推廣試用,同時還聯系實際寫出了高質量的科研論文《辦好高師體育系的調查報告》,受到了省教育廳和省體委的高度關注與重視。俞立身為廣大體育工作者精通業務又一次做出了表率,提供了範例。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波及浙師大,俞立身為維護安定團結,親臨學生遊行隊伍,與當時的校黨委書記陳培德同志一起勸阻同學們上街,防止事态的擴大,成為各民主黨派學習的榜樣。俞立身還代表浙師大出席過省勞模大會,在會上做了“開展群衆體育競賽”的經驗介紹,同時又被推舉為省科協體育專門學會的常務理事,進而擔任省體育學會副主席,後任顧問。

對民進組織在金華的發展,俞立身可謂嘔心瀝血,立下了汗馬功勞。早在1982年,受民進省委會指派,俞立身就出任省直屬浙師院支部主任,并負責籌建民進金華市委會,同時被推舉為金華市首屆政協常委。要籌建民進金華市委會,談何容易,要做的事真的是千頭萬緒:首先是組織建設,全面排查當年健在的老會員狀況。浙師院是金華民進的發源地,上世紀50年代在杭州入會的,要一一去拜訪,從外地轉調金華的,要上門認識,工作量大,時間緊迫。俞立身置年事高、疾病纏身于不顧,日複一日、接二連三地去做這件事。個把月内,他先後走訪了方文惠、程其堅、沈廷華、唐偉轼、諸葛仁、王紹善等與自己年紀相仿的老會員。由于當時交通不便,諸葛仁家在竹馬鄉下,俞立身就邀約許學初、樓駿兩位會員徒步行走十多裡沙石機耕路才找到。浙師院支部的早期會員施耀明、蔡繼英、周南琴、葉加因、蔡其容、陳淑欽、陳勝男,二中支部的林仲達、李元、丁海妹,湯溪支部的李仲先、邵宗和、張潤栽,六中支部的王守堯、鄭克峰、吳志堅、葉政中、陳迪南,教育支部的餘鴻茂、王其表、樓駿、陳茂慶,文藝支部的許學初、倪如松等會員家裡,俞立身挨戶登門相認相知,猶如走親戚般,盡了“家長”的義務。籌委會誕生前的金華民進會員,也就在30人上下。摸清了組織的家底,俞立身内心踏實了許多。

其次是思想建設。以黨為師、立會為公是立會宗旨,尊老敬賢、和衷共濟,是民進的光榮傳統。再就是确定好地方組織的主要任務,尤其要利用好發揮好民主黨派“人才庫”、“智囊團”的特殊作用,為地方經濟建設、社會進步,為建設美麗新金華做出貢獻。還要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積極參政議政,永遠以共産黨為良師益友,展現“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政治本色。還必須加強自身建設,要求全體會員在自己的本職崗位上恪盡職守,兢兢業業,至少成為部門、行業、單位裡的骨幹,争當先進和模範,同時做到遵紀守法,守住道德底線。切實做到并落實好這一些,才談得上思想過硬,作風優良。

接下來還要搭建好市委會的領導班子,健全組織機構,設立辦公場所。選配籌委會班子成員是俞立身親自物色并報請民進省委會批準的,皆為德高望重的民進前輩。俞立身曾當衆明确表态:“要我來當這個主委,是會員對我的器重、信任和鼓勵,我一定不辱使命,紮實做好工作,不求名利,不計報酬,不推卸責任、不喊累叫苦,請大家相信我支持我,好麼?”俞立身的話音剛落地,就赢得了一片掌聲。1983820日,金華民進召開了第一次會員大會,宣布籌委會成立。民進省委會副主委計克敏、李天助,秘書長吳畏專程來金華與會。李天助宣讀了省委會的賀詞,中共金華市委副書記高允孝、市委統戰部長李顯文莅臨大會并發言。大會宣布民進金華市籌委會由5位同志組成:主委俞立身,副主委李仲先、鄭克峰,委員許學初、餘鴻茂。是時,俞立身當選為政協浙江省第五屆委員會委員。

自籌委會成立到民進金華市委會正式成立的兩年間,俞立身大刀闊斧加強自身建設,展現積極向上的進取态勢:先派遣鄭克峰赴北京參加民進全國第五次代表大會,本次大會理應由俞立身參加,可他讓給了副主委鄭克峰。後委派副主委李仲先赴南京出席華東民進會務工作會議,讓自己的左膀右臂兩員“大将”聆聽民進中央指示,熟悉會内外的日常要務。緊接着首次召集相關會員作社會服務的經驗交流,充分挖掘基層骨幹的聰明才智。同時創辦了《金華民進》報(季刊),提供參政議政、各抒己見的平台。翌年9月,民進文化補習學校在湯溪挂牌,他親自選派優秀教師授課。該校招生規模逐年擴大,高考上線人數達60%以上,深受社會各界廣泛贊譽。

1984年,金華民進有9名會員當選市政協委員,有2名會員當選市政協常委。每年“兩會”上都能發出金華民進的聲音,擴大了民進的影響。19842月,俞立身率5位會員赴杭州出席民進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如何加強參政議政力度與兄弟地市同仁作了深入交流。3月,組織會内多名教師到多所中小學調研,為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呼籲,張揚民進在教育領域的優勢。俞立身曾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我當過學生,也當過老師,我們不能隻當教書匠,更要注重育人。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才是今後教改的方向。”籌委會運行兩年,領導均深入基層,健全了支部生活,發展了數十位新會員,壯大了隊伍,統一了思想。經多次醞釀,市委會正式成立的條件已經成熟。

1985615日,民進金華市委會正式成立。儀式隆重而簡樸,近百會員歡聚一堂,喜慶這個莊重吉祥的日子。民進省委會領導計克敏、邱镕鈞到會祝賀,中共金華市委領導李克輝到場講話。俞立身則代表籌委會對兩年來的工作作了全面客觀的回顧,對今後的工作作了整體部署,提出了具體要求,對全體會員寄予厚望。人們發現,俞立身竟然是在脫稿演講。在他務實、懇切、感人的話語中,滲透着一個老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産黨的感恩,暢叙着憂國憂民的情懷,表達出與共産黨精誠合作的意願,堅信多黨合作一定能地久天長,繁榮興旺。俞立身精彩的演講,激起了全場持久而熱烈的鼓掌。經過民主協商和投票選舉,民進金華市首屆市委會誕生。主委俞立身,副主委李仲先、鄭克峰,秘書長許學初,委員餘鴻茂、戴飛雲、樓駿,共7人組成。19864月,俞立身當選為政協金華市首屆副主席。“俞立身晚年曾多次帶病出席民進活動,且從不派車接送,總是乘公交前往。這位滿頭銀發的老者蹒跚步行,艱難地擠上公交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他生活清淡,常常在會議間歇時買兩個面包和着開水對付一餐午飯。其清心寡欲,恬靜淡然的情懷,儉樸的生活作風,令人動容。”

1985910日,迎來首個中國教師節,出台《教師法》,這正是在民進中央提議的背景下産生的,意義特别重大。俞立身借此機會,先後為民進浙師大支部五位老教師、湯溪支部兩位老教師開了慶祝會,還上門走訪了去甯夏支教歸來的王紹善老師,慰問了剛退休的吳志堅老師,并自掏腰包給他們送去了禮物。尊師重教、興辦學校,是俞立身擔任主委期間的一大亮點。除全力以赴辦好已經開花結果的湯溪文化補習學校外,又興辦了民進電大法律專業班和六中興華高複班。前者弘揚以法治國理念、宣傳法制;後者普及文化教育,為高校輸送合格的新生。兩所學校的授課教師均由市委會直接派遣,他們專業對口、經驗豐富,廣受學生擁戴。俞立身還想方設法籌措資金改善教學條件,甚至拿自己的月薪購置了一部分課桌椅。19875月,俞立身盛情接待了旅美僑胞徐涵芬女士、回鄉探親的台灣同胞丁菊芬女士,鼓勵她們為祖國統一大業多做貢獻。同年10月,俞立身陪同民進中央常委、著名語文教育家張志公先生來浙師大視察調研。張、俞二老并肩攜手而行,走進了附中高一(2)班教室,全神貫注地聽了一堂語文課。此舉對教育界的民進會員起到了很大的激勵作用。

1988628日,省民進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産生了毛昭晰為主委的第四屆省委會領導班子。俞立身率金華代表一行六人與會。他的亮相震動了全場,他的發言擲地有聲:“中國的改革正進入關鍵階段,民進會員必須一如既往地和中共風雨同舟,攻堅克難,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進步做出新貢獻!我們要少說空話,多做實事。為黨分憂、為民謀利,為國擔責,是我民進的本色和義務,一定要堅持,一定要發揚光大。我個人的命運始終無法脫離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我願在時代大潮中與大家一起颠簸奔湧,心懷堅韌的信念,走向美好的明天!”這年的中秋節和教師節同日。俞立身借用民進前輩冰心女士的感悟向會員發問:“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那‘無士’如何?”他自問自答:“無士即無知,無知必愚昧,愚昧必落後,落後必挨打,不是麼?”一針見血的解讀,讓人欽佩,也讓在場教師和民進會員備受鼓舞。節後,俞立身就當前教育改革,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專門寫了個報告遞交浙師大黨委和校長,引起了領導的高度關注和重視,并在校務會議上推薦。同年年底,民進全國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京召開,通過了民進組織的新章程。在金華代表程振福傳達大會精神後,俞立身做了認真的布置,提出了落實的具體措施,他不允許怠慢拖拉,更反對陽奉陰違,提倡雷厲風行,說幹就幹。俞立身對會員既有嚴格要求,又有寬厚仁愛的長者風度。有他帶領金華民進,大家就放心,感到有依靠。這位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長者有很強的責任感,卻從不追逐名利,總是泰然處之,以淡定為常。他有所作為的精神氣質、積極的心态和人格魅力,确實值得人們尤其是領導幹部借鑒。

198910月,金華民進第四次會員大會隆重召開。俞立身代表首屆市委會作工作報告,對過去四年的狀況作了實事求是的回顧和評價,對存在的問題與過失毫不留情,帶頭做自我批評,盡可能多地用事實說話,讓大家心服口服,廣受點贊。本次大會要換屆。此前俞立身曾多次提出:“自己年逾古稀,又有疾病在身,不宜再當主委。”但為了站好最後一班崗,在臨近換屆的幾天時間裡,他住進了招待所,日夜接待來訪的會員,廣泛傾聽各種不同意見,人事安排上的難題最後還是由他來定奪。金華民進正因為有俞立身這棵大樹,才能從炎日下走進蔭翳得以小憩,保持平衡無恙的常态。換屆大會為感謝俞立身的功績,宣讀了《給俞立身等老同志的緻敬信》。

1990年春天到來,萬象更新,朝氣蓬勃的90年代伊始。可是人們萬萬沒有想到的事突然發生了:“在227日下午市政協常委會上,俞立身副主席拄着拐杖上台入座發言。像往常一樣,俞立身用語懇切,推心置腹,暢談體會,如叙家常。發言快結束時,他曾兩次欲站起來說話,但都力不從心,很為難地表白“我有點頭昏”。此時擴音器裡的聲音還清晰可聞,接着俞立身便嘔吐了,當中有血。醫生迅速趕到現場将他送往市中心醫院搶救,但終因腦溢血來勢過猛,救治無效,俞立身仙逝了,享年70周歲。

五天後,俞立身遺體告别儀式在金華殡儀館舉行。追悼大廳裡的花圈多到放不下。冒着蒙蒙春雨前來祭奠的人不計其數,許多人隻得撐傘站在露天。祭奠人群中時斷時續的抽泣聲回應着哀樂的旋律,久久回蕩在春寒料峭的細雨中。

俞立身一生光明磊落,質地淳樸。他無限熱愛中國共産黨,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社會主義,為他酷愛的體育事業和黨的統一戰線努力工作,有驕人的業績,有重大的貢獻。在廣大民進會員中,俞立身深孚衆望,口碑極好,廣受尊敬和擁戴。幾十年來,他與中國共産黨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直至臨終前還在為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言獻策,實在讓人肅然起敬。俞立身的不幸去世,使我省體育界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使共産黨失去了一位同心同德的黨外知心朋友,使金華民進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領導人和良師益友,我們無不萬分悲痛。

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這是俞立身一生的真實寫照。壽終德望在,身去音永存。俞立身七十年風雨兼程的生命曆程,畫上了圓滿的句号,為我們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俞立身先生年表

1920 219,出生于浙江省紹興縣柯橋鎮。。

1923年 随父母遷居杭州。

1927 8,入讀進杭州市蕙蘭小學。

1933 8,入讀杭州市蕙蘭初中(肄業)

1935 2,入讀杭州市安定初中。

1936年 下半年,從杭州市安定初中畢業。

1937 2,入讀杭州市蕙蘭高中(現杭二中)(肄業)7,抗戰爆發。10,随父母逃難至蘭溪。

1938 2,進碧湖青訓團政訓班學習。8,從政訓班結業。9,進第十集團軍宣傳科劇團。

1939 2,舉家遷往貴州,在都勻家中溫課。8,在省立貴陽中學借讀。9,進國立國術體育師範專科學校學習。

1941年 年底,從國立國術體育師專畢業。

1942 2,進四川北碚私立兼善中學任體育教師。

1943 4,與王欣棣女士結婚。

1944 8,進昆明昆華師範學校任教務長,當童子軍教官,同時兼任植物課;同月,父親俞乃恒在雲南曲靖病故,享年60歲。9,長女俞蕾依出生。

1945 1月起,在雲南蒙自任陸軍十八師少校武術教官。8,日寇投降,曾随軍赴安南(現越南)、暹羅(現泰國)受降。10,母親韓斐卿因飛機失事辭世,享年64歲。12,失業,住雲南大學。

1946 2,在昆明昆華師範學校續任教務長,曆時半年。

1947年 舉家遷居回杭州,住清泰街158(此居已捐獻給國家)8,任杭州省立建國中學體育教師兼年級導師。

1948 4,任杭州私立樹範中學(現杭九中)體育教師。5,長子俞志偉出生。

1949 2,進杭州私立安定中學(現杭七中)任教,任總務主任、生活組長、體育教師。53,杭州解放,參加革命工作。8,次子俞志堅出生。

1950 1月起,連續七年任杭州第七中學(原安定中學)體育教師,體育教研組長。

1953年 遷居杭州市馬市街小營巷35号。

1956 8,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調杭州師範專科學校任教。

1957 5,代表杭州體育界赴京參加全國體育工作大會。

1958年 任杭州師範學院公共體育教研室主任。任民進杭州市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1959年 任民進杭州師範學院支部主任。

1962年 任浙江師範學院公共體育教研室主任。當選第四屆杭州市人大代表,兼任杭州市體委副主任。

1963年 兼任省籃球協會副主席、省體委裁委會副主席、省高校體協副主任。

1964年 任省籃球協會主席、省體委裁委會主席、省高校體協主任。

1965年 浙師院遷校金華,續任浙師院公體教研室主任。當選政協金華縣常委。

1967年 被評定為浙江省首批田徑、籃球、遊泳國家一級裁判員。

1970年 浙師院一分為三,任麗水師專(在松陽)公體教師。

1976年 年末,回浙師院(金華)繼續任公體教師。

1980 2,當選民進浙江省第二屆委員會委員。被省教育廳聘為體育副教授,任浙師院公體教研室主任。

1981年 代表浙師院出席省勞模大會,發表論文《體育管理》。編寫《籃球規劃實用教材》。

1982年 任民進省直屬浙師院支部主任。3,加入省科協體育專門學會任理事。任省體育學會副主席,後任顧問。

1983 4,當選政協浙江省第五屆委員會委員。8,任民進金華市籌委會主委。

1984年 當選民進浙江省第三屆委員會委員。

1985 6,當選民進金華市委會首任主委。增補為政協浙江省第五屆委員會常委。

1986年 被評為省政協工作積極分子。4,任政協金華市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

1987 9,從浙師大退休。

1988 7,當選民進浙江省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1990 227日下午1830,在金華中心醫院病逝,享年70周歲。

 

作者: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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